新中国摆摊编年史

东方风来满眼春

 

1992年1月18日下午，时任《深圳特区报》副总编的陈锡添被临时叫到市委，接受了一个特别采访任务。23日晚上，陈锡添风尘仆仆地重新出现在报社和家中，被问及行踪，只字不提。

 

两个多月后，《深圳特区报》在一版头条，10293字报道了88岁的老人在深圳视察的新闻。紧接着，《羊城晚报》全文摘发，国内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，新华社也于30日正式播发了该文。《深圳特区报》因此广为人知，作者陈锡添的名字也被印刻在中国新闻史中。

 

几个月后，在中国的最北方，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一人一早来到了贸易市场。他花一块钱买了门票，又花两块钱租了个摊位，从怀里的布包掏出了全部“家当”：一件夹克、两个饭盒、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、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。

 

市长摆摊消息“不胫而走”。电视台的记者来了，工商局来了，群众也来了，众人还不忘帮着市长吆喝：赵市长摆地摊了，大家快来买呀。跟着，警察也来了，说要保护他的安全。

 

人越围越多，赵市长见好就收，卷起自己的货，回去了。后来他透露，电视台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。但这一场“秀”效果很明显。一时间，整个绥芬河陷入“疯狂”，除了上学的学生，看不到闲着的人，“都在为边贸奔忙”，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，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。

 

大家都知道的是，绥芬河市成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。而鲜有人知的是，赵明非是老人的外甥女婿。

 

老人南巡1年后，1993年11月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更进了一步。这个《决定》第一次明确提出：“一般小型国有企业，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、租赁经营，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，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。”1993年，私营企业一下子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.8万户，增170％。

 

这年10月25日，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也在市场摆摊卖书，引起围观。侯玉德练摊的时间比赵明非要长上不少，而河南也是当时民营经济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。

 

在许昌，首家职工夜市开办，1.6万平方米的大棚内，机关干部和在职职工利用夜晚时间从事“第二职业”，出售各类产品。省话剧团副团长、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泽民，离休后和老伴在郑州经三路卖夜餐，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，生意火爆。

 

5月，在河南舞阳钢铁厂干了10年的许家印，辞掉“铁饭碗”， 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，穿行于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，找到一份业务员的工作。

 

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三个月，也不是没有想过先摆个摊平衡开销。后来朋友劝他把简历变薄。这一招果然有用，他很快成为一家叫中达的地产公司的业务员。五年后，他创办了恒大。

 

合生创展的创始人朱孟依走的路比较“高级”，80年代中期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，他看到当地人习惯沿街摆摊，占道经营，这使得整个县城更加嘈杂混乱。于是建设了一个规范的市场，将那些占道经营的摊主全部集中起来，既便于管理，又能够让政府得到稳定的税收，朱孟依得到的回报就是业主的租金分成。从这开始，朱孟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原始的地产开发商，也正是这次让他挖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

 

那个老人在深圳讲的那番话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，也改变了许多摆摊人的命运。让很多人觉得，世界这么大，应该去看看。当年全国辞职的人，超过了12万。他们很多人都从摆摊开始了自己的路。

 

这12万也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不完全统计，那一年，下海潮之中没辞职但是办“停薪留职”的人则超过了1000万。其中就有那个老人的外甥女婿，当年摆摊的赵市长。

 

练摊是个技术活

 

1980年末，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了趟当地的工商所，领了一个营业执照，编号是10101。字是用毛笔写的。

 

章华妹的生意，今天看起来寒酸得很。就是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，卖一些针线、纽扣一类的日用品。

 

当时，温州的工商局也刚成立。工作人员看到章华妹摆摊，便告诉她，现在做生意放开了，可以去领个证。她回去和爸爸商量，爸爸觉得国家说要改革开放，领了应该不会错。于是，她就去了，拿回来挂在家里。

 

没成想，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。那一年她21岁。

 

不过，她之后的发展，其实也就一般般。转行做皮鞋失败，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处理完库存，不得不重新做回纽扣；她老公做珠宝生意，两个月赔了80万。她儿子自己开酒吧，压根不想跟着她继续卖纽扣。

 

摆得早不如摆得巧。有几个中年男人，摆摊虽然比她晚，但摆得成功。

 

1994年，杭州第一家翻译公司——海博翻译社注册。当时公司运营起来很艰难，每个月的公司收入只有200，而房租就要700元。

 

马云去进地摊产品，鲜花，袜子到义乌去摆地摊，来维持公司的开支，用在这个钱维持了3个月，公司才开始平衡运营。

 

柳传志也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摆起了摊，卖的是电子表，后来还批发过旱冰鞋、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。

 

本来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干部，半路出来创业，搞了一家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”。公司赚不到钱，柳传志不得不练起了摊。这一年，他刚好四十岁。

 

那个年头，难的不是找工作，难的是摆摊，竞争最激烈的也是摆摊。

 

马化腾毕业时曾想过在路边摆摊为人组装电脑，但却发现路边摊的竞争很激烈，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去找工作，在润迅公司一做就是多年。（当年寻呼机时代的龙头老大。）

 

何帆在《变量》中对这一代人进行过素描：无论50、60、70后，这都是一代人，这都是经历了经济增长的“被挤上车的人”。这一代人穷怕了，时时刻刻会有忧患感，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，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体会到自我实现的成就感。

 

这个年代的人们都想活得更好，尤其是草根们。他们硬是靠着街头摊子上的针线、纽扣和电子表，把钱缝在裤子里，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 

摆摊吧，后浪！

 

到了80后、90后，摆摊的故事重新被书写。

 

2008年，23岁的陈昱含在悉尼留学。课余时，就在类似的跳蚤市场摆地摊。作为中南集团创始人陈锦石的女儿，摆摊的动力自然不是因为“贫穷”。

 

何帆认为，到这一代人，他们追求的是做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，他们评判一份工作好不好，会问这个企业好不好玩儿？没意思的工作他们不要，不好玩儿的企业他们不去，他们寻找的是“嗨动力”。

 

就像陈昱含说的，“通过摆摊这一种独立创业，中南接班人对于商业世界的运行规律，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。”

 

这些被外界称为“二代”的群体走的是与父辈从“地摊”到企业完全不一样的路径，而更大的新生群体也正在悄悄改变“地摊经济”的传统面貌。

 

根据《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》，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，截至2019年，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，包含网店、街边小店、路边小摊等，带动3亿就业。

 

其中，日流水3万元以下的各类小店，流水平均增速35%，跑赢GDP；小店图谱显示， 2019 年一半小店凭信用获得贷款支持，做到借钱不求人，99%实现有借有还。虽然店面不大，但信誉却奇高。

 

作为最早放开地摊经济的城市成都，早在3月，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发《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》，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。

 

政策推行至今，根据成都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，截至5月底，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、摊区2230个，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，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，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，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%。

 

2个多月的时间，仅成都一城就增加了10万人以上的就业，并在两会期间获得总理点赞。

 

政府和电商大力支持下，资本市场同样闻风而动，与地摊经济相关的个股应声而涨。可提供地摊经营场所的大型商超的茂业商业、百大集团股票飘红，提供货源的小商品城股票上涨。被称为“神车”的五菱荣光推出翼开启售货车，也成为今日网络最热话题。

 

作为起点的黑龙江绥芬河市28年后因为疫情成为焦点，历史就是这么有趣，将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边境城市再次拉回到聚光灯下，而作为应对措施，28年前发生在这座边陲城市的故事也许会在更大范围再度上演。